獻血被誤診 陷入恐艾的5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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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血後,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吳長棟被誤診爲HIV抗體呈陽性。雖然事情已經過去500多天,吳長棟依舊沒有從恐艾的陰影中走出來,他感覺自己得了“恐艾後遺症”
2009年11月5日,對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吳長棟來說,是值得驕傲的一天。這一天,他走進常州的一輛獻血車,作了首次無償獻血。然而這份驕傲僅僅維持了一天,第二天,吳長棟便接到了邳州疾控中心打來的電話,說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這一消息令吳長棟如遭五雷轟頂。回到老家之後,魂不守舍的他在父母的追逼下,道出了實情。吳家頓時像墜入了地獄一般。吳長棟偷偷買了安眠藥準備自殺,69歲的母親也不打算活了。
抱着最後一絲希望,吳長棟先後到徐州某醫院、徐州疾控中心、常州疾控中心、江蘇省疾控中心做血液檢測,結果所有檢測均爲正常。
拿着江蘇省疾控中心的報告單,因“被艾滋”被折磨得身心疲憊的吳長棟決定找相關部門討個說法。雖然事情已經過去500多天,但是吳長棟對快報記者表示,他依舊沒有從恐艾的陰影中走出來,他得了恐艾後遺症。
據悉,目前江蘇省衛生廳正在調查此事。
[獻血]:第二天被告知染上艾滋病毒
吳長棟出生於1975年11月,是徐州市邳州燕子埠鎮人,今年36歲。幾年前,吳長棟離了婚,年幼的女兒判給了他撫養。由於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兒便放在老家交給父母帶。吳長棟在常州的一家工廠開卡車,由於技術過硬,他的工作一直受到老闆的肯定。
2009年11月5日,吳長棟閒來無事,出來閒逛,當他到達湖塘樂購門口時,看到一輛獻血車停在那裏。“當時有個念頭想獻血,覺得獻血也是對國家的一種貢獻,如果有人輸了我的血活了命,那是一件很驕傲的事。”吳長棟說,他的血型是B型,身體一直都非常不錯。
有了這個念頭之後,吳長棟立即走上了獻血車。按照程序,護士給他做了基本檢測,並很快告知他,沒有問題,可以獻血。“聽護士這麼說,我真的很開心,然後就輸了400毫升的血。”吳長棟說。他隨後拿到了一個紀念封,還有一個寫着無償獻血的布袋,一本獻血證。“真的覺得這事特別自豪,回到廠裏之後,我立即就和工友炫耀,說我獻了血,我自己就是覺得這是一件很不了不起的事情。”吳長棟說。
但是,這份驕傲僅僅維持了一天。11月6日傍晚,剛剛吃過晚飯的吳長棟正在宿舍裏休息,手機“丁零零”響了。“我的噩夢從這個時候開始了!”吳長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打電話來的是吳長棟老家、邳州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的胡醫生。“你是吳長棟嗎?”“是!”“這裏是邳州市疾控中心,你在常州獻血時,查出來血液有問題!”對方說。
“當時一聽有問題,我以爲是乙肝什麼的,根本沒想到艾滋病這一塊。”吳長棟說,在他的追問下,胡醫生表示他已經感染了艾滋病毒。“聽到醫生這麼說,我立時感到五雷轟頂,心想着這個世界上從此後一切美好事物都和我沒關係了。”吳長棟足足愣了幾秒鐘,這纔回過神來。“你趕緊回家來,有些事要問你,還有一些注意事項要和你交待。”胡醫生又說道。
吳長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掛上電話的,他只知道,“艾滋病”這三個字,瞬間佔滿了他的腦袋。
還沒等吳長棟從醫生的這個電話中清醒過來,他的手機又響了。他一看號碼,是家裏的電話,吳長棟的眼淚再也控制不住,任憑它直往外流。手機一直在響,吳長棟擔心自己不接電話會讓父母擔心,馬上找了塊毛巾擦了擦臉,又清了清嗓子,接了電話。“是我姐,我媽在她旁邊,我姐說,剛剛接到邳州疾控中心的電話,說我的血液有問題,她們想問問我到底怎麼了!”吳長棟說這個時候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打電話給他之前,已經把電話打到了家中。“我沒事啊,可能是甲肝吧,你們也太大驚小怪了,這算什麼事啊!我明天回來,你們別擔心了。”吳長棟故意裝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這句話一說完,他就以自己在忙爲由,匆匆掛了電話。“不知道那頭,我的家人是怎麼想的,反正有一天混一天吧,我不想讓他們擔心。”吳長棟說。
[恐懼]:哭了一夜後爲自己安排後事
吳長棟的姑姑是個醫生,上世紀80年代艾滋病剛進入中國的時候,他曾經聽姑姑說起過,一旦感染上了艾滋病,那離死期也就不遠了。當天晚上,吳長棟一夜沒睡,想着想着就開始哭。吳長棟一家兄弟姐妹共四個,他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兒子,自小就是父母的命根子。而當時已離婚的他,正承擔者撫養女兒的責任。“想到父母很快就要沒我這個兒子了,想到我自己再也不能見證女兒的成長了,想到姐姐妹妹們喊着我的名字,想到我死後,他們可憐的樣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吳長棟說。
那天晚上,他甚至已經安排好自己的後事,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他會把孩子留給姐姐,求姐姐幫忙撫養。“總之什麼都想到了。一閉上眼睛,就是女兒可愛純真的臉,老母親老淚縱橫的樣子!”雖然已時隔一年多時間,但吳長棟談到當天晚上的情形,仍然泣不成聲。
不過,在心裏給自己安排後事的同時,吳長棟又冷靜了下來,細細回想自己爲什麼會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查了資料說,艾滋病毒感染分三種途徑,一種是母嬰傳播,我都30多歲的人了,這肯定不會。還有一種是血液傳播,我從來沒有輸過血什麼的,也不可能。最後一種就是性傳播,我雖然和老婆離了婚,但從來不會幹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吳長棟說,他一遍遍問自己,怎麼會傳染上這種病,怎麼也想不通。
第二天,吳長棟的兩隻眼睛都腫得跟核桃似的,爲了不讓別人看出來,他用冷水敷了敷眼睛,但是不奏效。沒辦法了,他就戴上了平時開車時戴的墨鏡。“雖然很滑稽,但是不管這麼多了!”吳長棟說。
隨後,他找到了工廠老闆,提出辭職。當時工廠業務非常繁忙,而吳長棟在工廠乾的時間比較長,工作又勤快,他提出辭職,無疑是撂挑子給老闆看,老闆當然不同意。“他問我爲什麼辭職,我就是不說,而且心情不好,語氣也不好,就跟他吵了起來。”吳長棟告訴記者。
“老闆平日裏就對我比較好,鑰匙什麼的都交給我保管,對我很信任的,他看我執意要離開,最後還是同意了,並把工資結清了。”吳長棟說。拿上了工資,這個平日裏和工友們打成一片的男人也不敢和工友告別,一個人揹着包偷偷地離開了工廠。“是因爲很害怕工友們問,這麼丟人的事,還是一個人灰溜溜地走比較好。”吳長棟說。
[確認]:領取感染艾滋病毒告知書
“那天怎麼到火車站的我都不知道。”吳長棟說到了火車站後,他買了一張當天晚上的票。第二天上午8點多鐘,吳長棟回到了邳州農村的家。
吳長棟告訴快報記者,當時他父母還有二姐都在家裏。他回家後,家人們沒有表現出一絲喜悅,反而都是一副很恐懼的樣子。“孩啊,你到底出什麼事了啊?”老母親一把抱住了吳長棟反覆問道,“電話裏不是說過了嗎?沒什麼大不了的,是甲肝!”吳長棟儘量表現出不在乎的樣子。“看着他們不安的樣子,我的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悲哀,但眼淚只能往心裏掉。”吳長棟說到這兒,眼淚又掉了下來。
他的這番“不在乎”短時間內騙過了父母,但是他的二姐卻並不相信吳長棟。“二姐懷疑我一個單身漢,在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染上了什麼病,所以她第二天一定要跟着我去疾控中心。”吳長棟說。
2009年11月9日,吳長棟找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醫生。按照醫生要求,吳的二姐不能進到病房裏面來。“醫生問我平時有什麼不安全的行爲等等,又問了我不少其他問題,我都老老實實地回答了。之後,醫生讓我簽了一個HIV抗體陽性者告知書。”吳長棟說。
“我跟醫生說,你幫我重新做檢測行不行,醫生說,他這個是從常州中心血站那邊確認之後傳過來的,不會錯的。他們不能給我重新檢測。”吳長棟說。之後,醫生又詳細給吳長棟介紹了他該注意哪些事項。
“出來之後,我就和姐姐說我這是甲肝。”吳長棟說,懷揣着這份HIV抗體陽性者告知書,他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隨後,他按照醫生所說,把碗筷都進行了隔離。
不過,當時令吳長棟稍許欣慰的是,女兒被檢查出來是正常的。“我帶孩子去,家裏人很不解,我和他們說,甲肝也許也會傳染,所以帶孩子去做個檢查,我們也好放心。”吳長棟說,在等待女兒檢測結果的那段時間,他在心裏默唸着,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坦白]:母親得知後當場暈厥
此後幾天,吳長棟盡力剋制住自己,雖然根本吃不下飯,但是在家人面前,他還是儘量做到和以前一樣。“飯大口大口地吃,活照幹,但是到了晚上他還是整夜整夜地失眠,而一到白天,他又很困。”吳長棟說,他雖然小心翼翼,但還是被細心的母
親看出了端倪。幾天之後,在父母的房間裏,吳長棟經不住母親的再三逼問,終於控制不住,大哭起來,並說出了實情。“我一說完,我媽媽就暈過去了,整個人都硬了,我們立即掐她人中,喊她,還好醒了過來。”吳長棟說,當天晚上,全家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夜。那天晚上,母親沒有責怪吳長棟一句話,只是不停地念叨着,爲什麼厄運會降臨到這個家。
和家人坦白了之後,吳長棟再也不需要僞裝自己了。白天,他就看着女兒和父母發呆,晚上則想着用什麼方式結束自己。“當時我想自己感染上這種病毒,活在世上只能給社會和家庭帶來危害。我那時真的很絕望。我想過上吊、想到喝農藥,但一一被我否定掉了,我怕孩子看到我死後很難看的樣子會害怕,最後想到了吃安眠藥。”吳長棟說。
打定主意之後,他藉口出門買東西,跑到外面買了一瓶安眠藥,想在晚上口服下去無痛苦地死去。但是,吳長棟也搞不明白,在他這次買了安眠藥之後,父母突然把他看緊了,就算他晚上睡覺的時候,父母也是輪流陪着他。有時候父母也故意安排女兒陪着在他房間睡。這樣,吳長棟根本找不到機會自殺。
[複檢]:4次檢測都沒事,但依舊心有餘悸
“我怎麼也想不通我怎麼會感染上艾滋病,我不是個隨便的人。”吳長棟說,冷靜下來後,他抱着一絲僥倖,決定再搏一搏,再去查一次。11月25日的前幾天,吳長棟來到了徐州市賈汪區醫院,用“張鵬”這個化名,做了一次檢測。“看着護士幫我抽血,我心裏一直在祈禱。”吳長棟說。11月25日,他拿到了檢測報告單,看到了他夢寐以求的“陰性”二字。雖然是“陰性”,但吳長棟卻一點都開心不起來,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在醫生的建議下,他第二天又來到了徐州市疾控中心做檢測。“還是用張鵬的名字,做了個快速檢測,結果還是陰性,這個時候我心裏好受點了。”吳長棟說。
吳長棟說他還是感到不放心,於是在12月4日、12月21日,他又用自己的真名在徐州市疾控中心做了兩次檢測。兩次結果顯示都爲“陰性”。“當時覺得太不可思議了,覺得這麼嚴肅的問題都會搞錯。”吳長棟說。在確認自己正常之後,吳長棟喜極而泣,並把好消息告訴了家人。“一家人都覺得像做夢一樣。”吳長棟說。
從被告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到“恢復”成正常人,雖然只有半個月的時間,但吳長棟瘦了十幾斤,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壓力。“那半個多月,對我來說,天昏地暗的。”吳長棟說。
雖然被確認正常了,但吳長棟再也恢復不到以前的狀況。他每天就躲在家裏,看着女兒玩耍,看着父母幹活,不想出去和人接觸。而在家裏足足歇了半年之後,他纔想到重新出來找份工作。“但是心裏面像有了陰影一樣,晚上睡覺老是被嚇醒,做的夢就是有人告訴我,我得癌症了,得艾滋病了……”吳長棟說。
深夜被嚇醒之後,吳長棟就會馬上找出自己檢測結果爲“陰性”的檢測報告,看到“陰性”兩個字,他會告訴自己,之前的事只是一場夢。後來,爲了讓自己心裏更安慰一點,他去了江蘇省疾控中心做檢測,檢測結果依舊是“陰性”。“我跟自己說,江蘇省疾控中心這麼權威的部門做出來的報告都說我是個正常人,那說明我真的就沒事了,我一遍一遍地告訴自己。”吳長棟說。
拿到江蘇省疾控中心的報告之後,吳長棟才扔掉了安眠藥,心理上也稍許好受一些。
去年上半年,吳長棟回到常州幹起了老本行,繼續開起了大卡車。雖然生活恢復了平靜,但他說自己就像變了一個人一樣。不像以前那樣,會和工友們說說笑笑,人變得很敏感,不再開朗。在他的世界裏,他聽不得任何關於艾滋病的事,家裏人也不能再提到這個詞,甚至於他對血也害怕得要命。有時連在街頭偶爾看到獻血車,他都會不寒而慄。他感覺自己得了“恐艾後遺症”。
鬱悶之餘,吳長棟決定去維權。他先去了常州中心血站,要求血站恢復他的名譽,但是血站的答覆是,他們都是在按照正常程序工作的,責任不在他們。“後來我在常州找了個律師,那個人叫我把事情全權委託給他,但是事情過了一年,也沒有任何說法,現在我已經跟那個律師解除了合同。”吳長棟說。
下一步,吳長棟決定再重新找個律師,爲自己討個說法。“這件事情給我和我的家人精神上打擊實在太大,到目前爲止,也沒有任何一個部門跟我道個歉。我不知道責任究竟由哪個部門承擔,但至少他們把我弄錯成艾滋病人,這是一個事實,我前前後後到徐州、常州和省裏面做了多次檢測,每次檢查都說我是正常的。這事有關部門總應該給我一個說法吧。”吳長棟說。
[吳母]:如果兒子沒去複查,不敢想象會怎樣
近日,快報記者和吳長棟的母親取得了聯繫,這位年過6旬的老人一聽說是問兒子當時被通知感染上艾滋病這事時,立刻就在電話那頭痛哭起來,“我真的是嚇壞了啊!我就這麼一個兒子,如果他真的有事的話,我肯定也不會活了!”老人表示,當時他們接到疾控中心的電話之後,就一直忐忑不安,當她第二天看到兒子一臉無助地出現在家裏時,就意識到情況不是那麼簡單。雖然兒子之前一直跟她強調,只是個小病,但她覺得兒子是在欺騙她。“他裝得很正常,吃飯也很正常,但是白天的時候,我看着他在那發呆,眼睛腫得和桃子一樣,就知道他晚上哭了。我問他怎麼回事,他總跟我說,‘娘啊,我沒事。’但我孩子在說這個話的時候,都不敢看着我。”老人清楚地記得兒子當時的神情。
老人說,吳長棟被她逼問急了,有時候乾脆回到房間裏把門鎖起來。聽到從房間裏傳出的兒子的哭泣聲,老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我兒子一直是個很堅強的人,如果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他絕對不會這樣的。”老人說。
“後來他跟我說,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我和老伴都覺得天塌了,我孫女還這麼小,以後該怎麼辦?!”老人說。在兒子告訴他情況後的那些天裏,老人說自己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她也擔心兒子會想不開,所以一直和老伴輪流看着兒子。那些天,雖然吳長棟瘦了一圈,但他的母親也因爲擔心他白了頭。
“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我兒子不去複查,如果當時一下想不開就這麼喝藥走了,那我們母子倆現在都不會活在世上了。現在我們家肯定一團糟,留下個孩子這麼小。”老人說,她都不敢想了,想想就覺得後怕。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結果上報”
[常州中心血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結果上報”
吳長棟是在常州獻血時被檢測出來有問題的,日前,快報記者趕到常州市中心血站。政工科主任鄧光華介紹,吳長棟此前曾來找過他幾次,要求血站給他恢復名譽。他是在2009年11月份獻的血,當時設備初篩時是呈陽性,他們用吳長棟的血再次查一遍,依舊是陽性。
因爲兩次初篩呈陽性,血站按照國家規定填了信息,並上報國家信息網上。“正常程序是我們填寫了吳長棟的信息後,這信息會自動傳到吳長棟屬地疾控中心,再由當地疾控中心通知吳長棟本人,按照保護隱私的原則來說,也只能跟他本人說。我們當時在網上填寫的是血站篩查,我們血站沒有確認他爲陽性的資格。”鄧光華介紹。
鄧光華介紹說,常州血站對HIV的篩查是由機器進行的,機器對照試劑和反應結果比對,吳長棟兩次初篩都是陽性,可能是吃了海鮮等食物或者一些藥物後出現的假陽性結果。
“我們的責任就是根據結果上報,疾控中心應該知道血站沒有確診的權力,他們應該帶着吳長棟去做進一步確診,不一定要等吳長棟自己主動提出來,他們應該主動提出帶吳長棟進一步覈實。”鄧光華說。
據鄧光華介紹,每年常州獻血者共有四萬多人,每年都會有十幾例被檢測出HIV結果呈陽性。但是,從1993年起,開展艾滋病檢測之後,由常州血站確診的只有兩例。“也就是說,每年這十幾例的陽性基本上都是假陽性,導致這種結果的因素很多,因爲血站的檢查機器靈敏度很高,一些人吃了藥或者海鮮等,都有可能會干擾檢驗結果,出現這種假陽性反應。”鄧主任告訴記者。
“在處理過程中我們不存在過錯”
[邳州疾控中心]:“在處理過程中我們不存在過錯”
記者近日也聯繫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性艾科醫生胡醫生,胡醫生表示,吳長棟這件事,是他本人具體負責的。邳州疾控中心2009年11月6日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信息專報系統網絡直報中,看到了吳長棟的傳染病報告卡片。報告卡片中,註明“確認結果陽性”。他們按照相關規定,對吳長棟進行了告知。而因爲吳長棟所留的電話是家中電話,所以他們就打電話到了吳的家中。
“當時是他家人接的,我們只告訴他家人,吳長棟在常州獻血時,懷疑血液有問題,我們沒有把他感染艾滋病這件事告訴他家人。”胡醫生說,他明確,在保護當事人隱私方面,他們並沒有過錯。這件事他們也和省疾控中心彙報過。
“因爲當時那張報告卡片上是‘確認結果陽性’,所以我們無需進行復查。”胡醫生說。“網絡直報是確認陽性,按照程序,我們不需要再次對他做檢測,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沒有任何過錯。這件事情之後,他也沒有來找過我們,也沒有律師和我們聯繫。這件事從發生到處理的一系列過程我們不存在過錯。”胡醫生表示。
“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
[江蘇省衛生廳]:“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
快報記者隨後和江蘇省疾控中心取得聯繫,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員表示,目前江蘇省衛生廳正在調查此事。
江蘇省衛生廳有關人士表示,衛生廳領導從相關渠道獲悉此事立即高度重視,目前已經責成常州、徐州兩地進行調查,但是調查結果還沒有出來。相關人士又表示,可以明確的是,吳長棟並不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而這件事發生在2009年,現在他們正在調查差錯出現在哪裏,目前一切都在調查過程中。
有關人士透露,按照邳州疾控中心的說法,他們看到的報告卡是確認陽性,那就說明,有人點了報告卡上確認陽性這一欄,有人把它選中了。“有權進入這個網絡系統的部門很多,現在我們在查到底哪個部門點了確認‘陽性’這一欄。”有關人士表示。
江蘇當代國安律師事務所主任魯明表示,有關部門對吳長棟的行爲應該屬於侵權行爲,侵犯了吳長棟的健康權。魯律師介紹,健康權既包括生理機能的完好,也包括心理狀態的完好,而有關部門的行爲,讓吳長棟受到了驚嚇,產生了不健康的狀態,侵犯了當事人的健康權。“現在調查正在進行,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吳長棟可以向有過失的部門追責。”魯律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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