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正在改寫整個人類的歷史

牙醫診所安全不安全？

光是禽流感和非典的威脅就能在美國全國引起恐慌———並致使聯邦政府制訂應急計劃，儲備藥品。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想象當年全國對於艾滋病的反應：從漠不關心到心懷敵意，各種各樣。但是，那正是1981年發生的事情，當時男性同性戀者開始死於一系列奇怪的機會性感染。羅納德·里根總統直到艾滋病出現4年之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才公開談論這種流行病，那時美國已經死了1.2萬多人。(直到1987年他才公開說出“艾滋病”這個詞。)患上這種病的人們常常被趕出家門、炒魷魚，無法上醫療保險。極右翼把同性戀者看成是魔鬼：里根的顧問帕特·布坎南1983年撰文說，“同性戀者真可憐，他們向大自然宣戰，現在大自然開始進行可怕的懲罰了”。在許多人中間，艾滋病被完全當成了一句庸俗的玩笑當中一個關鍵詞：“我剛聽說自由女神像也有艾滋病。”在曼哈頓，一代年輕的成年人蔘加的葬禮比參加的婚禮還要多。

艾滋病在全國進行死亡行軍，殺死的美國人人數之多超過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伊拉克戰爭的各次戰爭。在這個過程中，艾滋病給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艾滋病在許多方面改變了許多東西：從媒體如何描寫同性戀，到癌症患者如何對待他們的病，一切都變了。與此同時，艾滋病本身也發生了變化，原來是一種殺死男性同性戀者和吸毒者的疾病，後來成爲一種肆虐全球的禍害：非洲大陸大量人口因此死亡;美國黑人被撂倒一大片;在全世界，感染的婦女幾乎與男子一樣多。迄今爲止，死於艾滋病的人數已達2500萬。通過艾滋病的嚴峻考驗，美國被迫面對自己的恐懼和偏見———由於恐懼，瑞安·懷特曾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無法上學;由於偏見，顧客拒絕到廚師是同性戀者的餐館就餐。“開始時許多人說，不管誰得了艾滋病，他有艾滋病那是活該，應該承受病毒給身體帶來的所有痛苦，”電影演員湯姆·漢克斯說，“但是後來人們不這麼認爲了。”漢克斯在1993年的電影《費城故事》中扮演一名死於艾滋病的同性戀律師，因此獲得了奧斯卡獎。看着一代男性同性戀者形容枯槁、最後死去，國人開始承認，他們基本上一直在忽視、辱罵的羣體也是人。“艾滋病是大統合者，”洛杉磯艾滋病項目執行主任、攜帶艾滋病病毒已經25年的克雷格·湯普森說。#p#副標題#e#

艾滋恐懼教會我們什麼？

如果沒有艾滋病，如果沒有隨之出現的行動主義、人們提高防範意識，今天會把同性戀者結婚的問題提出來進行討論嗎?如果沒有紅絲帶(人們在1991年首次繫上紅絲帶，以加強艾滋病防治的宣傳工作)，我們會戴上黃色橡膠手鐲，以示我們對癌症研究的支持嗎?如果沒有抗擊艾滋病的經驗，科學家們會擁有對策和技術，研製抗病毒藥物嗎?我們需要抗病毒藥物來抗擊尚未出現的微生物殺手。

1986年，艾滋病出現已有5年時間了，但像肯·米克斯這樣的病人還沒有什麼治療方案。

當然，艾滋病確實發生了。“你敢跟我說這方面有什麼好消息，”拉里·克雷默說。自1981年發現艾滋病以來，克雷默一直在與這種疾病———以及聽任它蔓延的人———抗爭。“我們應該有一個全國哀悼日!”確實如此。但是，在我們努力瞭解這種疾病的過程中，我們不能不承認人們表現出的力量、同情和愛心，而這是所有那些痛苦和損失的直接結果。如果沒有艾滋病，在患有乳腺癌、淋巴癌和ALS(肌無力)等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患者身上，我們今天就看不到這種程度的行動主義。畢竟是克雷默當年組織了1萬名悲觀失望的艾滋病患者結成遊行隊伍，他們高呼着“沉默就等於死亡”，向白宮進軍，並封鎖了華爾街，要求政府增加研究經費，使人們能夠更快地獲得救命的藥物。“使人們進行鬥爭的惟一的東西就是恐懼。這是我們有關艾滋病行動主義的發現，”克雷默說。

恐懼能夠起到一種動員的作用，但是也能使工作陷於癱瘓———這正是艾滋病首次出現時發生的情況。沒有任何方面———政府、媒體或同性戀者本人———曾經作出足夠快的反應來防止災難的發生。里根時期的美國在財政和社會方面都很保守，對於主要使男性同性戀者和靜脈注射毒品使用者喪生的一種新病原體，政界人士不願撥款進行研。“在艾滋病出現的頭幾年，我想我們就像‘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的時候呆在屋頂上等待救援的人們，”邁克爾·戈特利布博士說。戈特利布博士是洛杉磯的一位免疫學家，他是認識到這場流行病即將來臨的第一位醫生。#p#副標題#e#

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當時，人們把艾滋病稱爲“同性戀者的癌症”，新聞界不想對此予以報道———特別是因爲這需要對同性戀者的性行爲進行討論。媒體報道軍團病和中毒性休克綜合徵幹得熱火朝天，然而卻沒有幾家媒體對這種新的綜合徵給以多少注意，甚至在許多人死亡後也是如此。《紐約時報》在1981年和1982年關於這個新殺手的報道不過十來篇，而且其中幾乎所有的報道都是刊登在了不顯眼的版面上。

許多男性同性戀者遲遲認識不到在他們當中存在的定時炸彈，甚至在他們周圍的人因患上奇怪的紫色皮膚癌和危及生命的肺炎而住院治療的時候也是如此。1981年的勞工節那個週末，克雷默和他的朋友們試圖在松林爲艾滋病研究籌款(松林是紐約的火島上很受同性戀者歡迎的一個休假地點)。“我們打開募捐箱時，都無法相信結果有多慘，”克雷默說。總共籌集到多少錢?769.55美元。一些同性戀者的無動於衷還要持續多年。許多人不願放棄他們認爲自己已經贏得的性解放。1984年，圍繞是否要關閉舊金山的同性戀者澡堂，同性戀者還在進行激烈的辯論。

由於不斷面臨死亡的威脅，同性戀者們清醒了過來，他們起而應對艾滋病構成的空前挑戰。他們確實沒有其他任何選擇：他們已被國人拋棄，要好自爲之。“重要的是要記住，曾有一段時間，人們不想與患有艾滋病的人使用一個廁所，出租車司機不想拉有這種病的病人，醫院在病房的門上貼上‘警告：不得入內’的告示，”紐約“男同性戀者健康危機”執行主任瑪喬麗·希爾回憶說。“男同性戀者健康危機”這樣的組織在全國各地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向艾滋病患者提供醫療保健、諮詢、食品和住房等一切。患者對於治療自己的疾病事必躬親，他們學會了瞭解有關T細胞讀數的錯綜複雜的問題，圍繞治療方案對他們的醫生問個沒完。

他們互相分享自己學到的東西。“有些東西一個患有某種疾病的人只能從患有那種疾病的另一個人那裏得到，那就是支持、信息和鼓勵，”爲攜帶艾滋病病毒的讀者創辦了一本雜誌的肖恩·施特魯布說。#p#副標題#e#

你看你看明星的臉

美國其他人開始關注艾滋病是由於一位電影明星的緣故。1985年夏天，全世界的人們得知，羅克·赫德森不僅是同性戀，而且還是艾滋病患者。“那是一個引起轟動的事件，”戈特利布說。他記得當時他站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直升機停機坪上，等待着這個名人患者的到來。“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是他們首次有了艾滋病的意識。這個名人已經被確診，他病怏怏的形象確實是揮之不去。”6年後，籃球傳奇人物馬吉克·約翰遜宣佈他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此事引起的衝擊波更大。一個高大威猛、看上去身體健康的運動員超級明星居然也患上了這種“同性戀者”疾病。“這種事情任何人都能碰上，就連我馬吉克·約翰遜也一樣，”32歲的約翰遜向感到震驚的國人宣佈。他同時敦促美國人性行爲要安全。

鑑於艾滋病帶來的巨大恥辱，大多數患有艾滋病的著名公衆人物努力爲自己的健康狀況保密。電影演員、《午夜快車》的主角布拉德·戴維斯把自己的診斷結論隱瞞了6年，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想當然地認爲———現在我也這樣認爲———他會無法找到工作，”他的遺孀、好萊塢選角指導蘇珊·布盧斯坦說。戴維斯去世後傳言四起，說他肯定是個同性戀者，只是他沒有公開承認罷了。“那種流言蜚語對我和女兒傷害最大，”布盧斯坦說。她在她的著作《午夜過後》承認，她的丈夫吸毒，感情不專，但不是同性戀者。

由於自己圈子中的許多人深受這種疾病的折磨，名人們迅即行動起來，表示支持並籌款。第一批人當中就有伊麗莎白·泰勒，在公開場合，在電視攝像機和世人面前，她拉着她的朋友羅克·赫德森的手———她這樣做是爲了打消人們的看法：通過隨隨便便的接觸你就能染上艾滋病。她的姿態今天看上去有些古怪，但在1985年———當時一些小報猜測紛紛，說赫德森在一部電影的一個鏡頭中僅僅吻了女演員琳達·埃文斯，可能就已經把艾滋病傳染給了她———泰勒的姿態具有革命性。她幫助成立了美國艾滋病研究基金會。“我失去了這麼多的朋友，”泰勒說，“我有這麼多的朋友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我只想知道還有多長時間，我的心都要碎了。”